冯愔率众西奔天水,闯入隗嚣的地盘,隗嚣逆击,破之于高平,尽获其辎重。冯愔率残部辗转于关中、凉州之间。邓禹承制遣使持节,拜隗嚣为西州大将军,得专制凉州、朔方事。
冯愔是冯异的亲弟弟,究竟该如何处置,邓禹也颇感棘手,不敢自专,遣使至洛阳,向刘秀当面请示。刘秀问使者:“冯愔最亲信谁?”使者答道:“护军黄防。”
刘秀笑道:“不必加兵,黄防必缚冯愔来降。冯愔、黄防二人穷途末路,若以兵击之,必并力迎敌,急不可下;按兵不动,则二人必不能久和,势必相图,其势然也。”遣尚书宗广持节,前往关中受降。
使者将信将疑,回报邓禹。一个多月之后,黄防果然捆绑冯愔来降,引咎谢罪,尽如刘秀所言。更始诸将王匡、胡殷等为赤眉军所迫,也先后来降邓禹。尚书宗广携诸降将东归洛阳,至河东安邑,王匡、胡殷等意图逃亡,宗广悉数斩之。冯愔至洛阳,刘秀以其兄冯异之故,赦而不诛,贬为庶民。
邓禹自从进入关中,外战不曾击败赤眉军,内讧又导致元气大伤,威望颇为受损。邓禹上书请罪,刘秀力挺,再赐诏书,重申对邓禹的无限信任。
No.2 人间闹剧
人类之所以发明钟表,就在乎渴望捕获时间,从而能更有计划地使用时间,而此举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,那就是——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还有明天。
然而赤眉军却是这样一支队伍: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也不在乎是否还有明天,从他们成军之日起,基本就是脚踩西瓜皮,滑到哪里算哪里,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,也根本不考虑明天该怎么办。
同为农民起义军,赤眉军和绿林军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在绿林军里面,混入了许多小地主和地方豪杰,相对而言,目光较为长远,懂得要为未来打算。绿林军在占领长安之后,多少还进行了一点政治建设。反观赤眉军,其阶级成分则纯粹得多,几乎全是由清一色的淳朴农民构成,上到皇帝刘盆子,下到百官公卿,识字的竟只有丞相徐宣一人。
赤眉军在占领长安之后,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淳朴本色。而这种淳朴就表现在,他们依然把自己定位成流浪汉,定位成弱势群体,必须继续靠暴力和抗争才能在这世间活下去。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,他们其实已经是长安乃至整个关中地区的主人。
赤眉军自成军以来,前后流浪了六年,从东到西,行程穿越了大半个中国,他们早已习惯了流浪,习惯了没有家乡、没有希望。
这是一个已经丧失了敬畏之心的集体。他们漠视着自己的生命,很自然地,也便漠视着别人的生命。他们不再敬畏任何生者,也不再敬畏任何逝者。所有的规则、所有的秩序,在他们眼中都已经不值一提。
他们曾经是苦难的受害者,如今他们成为苦难的制造者。
他们曾经是受虐者,如今他们是施虐者。
暴力是他们仅存的信仰。而唯一能够让他们臣服的,只有更大的暴力。
明白了这样的心理动机,我们也便不难理解,赤眉军在长安所演出的一幕幕人间闹剧。
公元二十五年腊日,即冬至后第三个戌日(后世改期为十二月初八,即腊八节),腊祭百神,是传统的盛大节日。长安长乐宫内,皇帝刘盆子和赤眉军各大首领设乐大会,共庆佳节。
时光如果倒退回十年,乃至倒退回更久之前,这里将是另外一派节日景象:皇帝高高在上,百官列坐其下,气氛肃穆而森严,乐师奏响庄重的雅乐,博士宣读华丽的文章。皇帝向群臣赐酒,群臣在中黄门的号令之下,一饮,二饮,三饮;皇帝再赏赐群臣,玉帛金钱不等,群臣则匍匐谢恩,高呼吾皇圣明。一切细节,无不表现出神圣的仪式感,宣告着庙堂的尊荣和帝国的强盛。
然而今天的长乐宫内,却并无丝毫恢弘的庙堂之气,反倒更像是草莽喧嚣的江湖。赤眉军众首领散乱坐于殿下,衣冠不整,呼五吆六。十五岁的皇帝刘盆子坐于正殿,畏惧地望着眼前这些跋扈的臣民,有如傀儡木鸡,没半点脾气。
在一片吵闹之中,有一位投降过来的秀才献媚心切,长身而起,从袖中掏出简书,念出早已写好的祝文,向刘盆子大声道贺。赤眉军众首领见此风雅之事,不免大为艳羡,将秀才团团围住,都要秀才在他书中添上自己的名字。
秀才谁也不敢得罪,赶紧提笔,赔笑问道:“敢问各位大首领,排名谁先谁后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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